我認為看歷史，我們應該先拋去所謂的是非對錯。
並不是要大家毫無是非的去看歷史，而是，先把這些拿開，去分析背後造成的原因，這些被你自己分析而出的原因，其實很多時候在判斷事情上，對自己有一定程度上的幫助，因為歷史自身的廣大無邊，我們往往無法關顧到它的每一個點和面上，那常常因為外部環境誘因的驅使，很多時候在我們習以為常的事後諸葛之下，當時的許多前人行為因為可能在表面上損及國人利益，或者在道德上參有瑕疵，自詡為清流或讀書人的謙謙君子便會一擁而上，無盡的謾罵，以消當時對外部環境所感到的不安定感或者，羞恥感，所以很多在當時懷有更深層思考與想法的人，就這樣莫名其妙的，死在是非善惡這個毫無統一標準的判別方式之下。當你明白一切背後原因之後，你再回套上道德標準，這其實才能真正建構起健康的歷史價值觀，否則一個人，永遠的堅持是非善惡，「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於是你去標榜了一些很高道德水準的歷史人物，你真的能做到嗎？又你再仔細想想，他們如此堅持，下場就真的圓滿嗎，他們就真的過得開心嗎，他們的堅持真的就有帶給他們所敬愛的國家正面效益嗎？恐怕都未必吧。今天我們就來聊聊一個始終在歷史課本裡揮之不去的重大歷史事件，也一直被歷史學界稱頌的，五四運動。
為甚麼要聊五四運動？因為我覺得它的背景、各項利弊，實在和現今的台灣社會，太像太像了。五四運動怎麼發生的？它的發生，和一件簡直堪比災難的外交事件有著很深很深的關係，這件外交災難，就是眾人皆知臭名昭彰的分贓協議，巴黎和會。在一般人的印象裡，巴黎和會就是一群賣國賊，擅自要簽下損及中國主權的合約，內容涉及山東半島的歸屬問題，並且最終決議，是要把山東主權轉移給日本人的這麼一項不平等協議，外交總長陸徵祥、顧維鈞等人賣國求榮，我等中華子民，絕不可坐視此憾事發生，於是罷課罷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還我青島，廢除二十一條，最後政府和談判代表在我中華子民愛國情操的巨大壓力下，拒簽文件，我國贏來了一次勝利的尊嚴外交。如果你擁有了這麼一步認識，首先我還是要讚美你有強烈的愛國情懷，但是因為地理因素和空間限制，實際上我們無法真正的一窺當時的氛圍，在巴黎和會現場的外交家，他們的反應決斷，是經過長途的傳遞才能回歸社會大眾的，那中間的偏差值和當事人隱忍不言的難處，你更無從曉得。也許你從報紙上明白，好像國際上發生了一件大事，具體上甚麼樣的大事，不清楚，總而言之似乎是一群我國的賣國賊，欺上瞞下，擅自許諾轉讓山東半島權益給日本人，而其日前所提的二十一條，再更久遠前的甲午戰爭，更讓你火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於是拍案而起，我中華兒女不該屈服於此等小國之下，便走上街，呼聲抗議，火燒趙家樓。熊熊烈火燃不盡外交家的眼淚，此時沸騰的，是學生的熱血。
具體上這巴黎和會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來大概的聊一聊。其實北洋政府的外交人員並不是一群酒囊飯袋，但有一件事我們必須理解，外交無小事，而且對於一個大弱國而言，外交上，已經不是體現不體現我國威風的問題了，打個比方，如果今天兩支實力互不相讓的球隊進行比賽，那雙方的首要目標就是打一場漂漂亮亮的比賽，兩邊捉對廝殺，不亦樂乎，更重要的是最好能打垮另一支球隊，凸顯我的威風；但如果是一支強隊對上弱隊，那你想此時弱隊的內心深處在想甚麼？少輸一分是一分，最好能打個平手，便是上蒼保佑。實力差距造成不同的思維模式，不同的思維模式造成不同的結果，此時正在巴黎和會的中華民國外交團實際上就是一支弱隊，而且是幾乎所有國家都把他們當成空氣的弱隊，當時的主要談判國允許進入會場的是五名代表，甚至巴西都有三名代表，而中華民國只有兩名，明顯的在和會上，我方就不受到重視，而且列強的主要談判是針對歐洲地區，山東問題大部分的人是打算暫時失憶的，學生受到鼓動的時候根本無法知曉這一部份的利害關係與國際局勢，你說這些學生就是理盲並且不可理喻嗎？也不是，當時整個中國所受到的教育、教育素質、環境、主體輿論以及我們背後的中心思想都不可能允許中華民國的談判代表如此的損及國家顏面，換言之，我們都被已經陳舊的思想框架給限制住，在裡面無窮止境的怨憤。自古以來中國也並沒有所謂的外交，國與國之間的國際關係，中國主要是透過朝貢體系形成，渲染千年而不散，到民國初年，也沒有理由中國這樣的國際邏輯會突然崩解，中國外交人才之稀缺是我們所無法想像的，而我國外交家面對的也不僅僅是國只國之間利益的拉扯對峙，更重要的是如何向這個活在天朝邏輯裡的人民交代，這是使他們更痛苦的難題。
那麼學生和普遍國民的反應，便變得容易理解，但容易理解的背後，是使中國走向一個無法挽回的深淵。
北洋時期中國的外交人員也是有過許多次外交勝利的，像是二十一條，當初日本向袁世凱提的那是足以讓中國人亡國滅種的二十一條，氣的袁世凱，反覆派外交官搓和協商，最後終於談定了一套，還在能夠維持中國基本國力運作的一份合約，於是標榜著高道德的人士又群起抗議，你怎麼能幫一個做著皇帝美夢的大漢奸辯護呢？我們來看兩件事情，第一，當時袁世凱的政府因為各地軍閥各自擁兵自重，袁世凱表面上是天下共主，實際上卻是財政困難，各省稅收短少，甚至根本收不到，袁世凱為了維持政府運作，只能向外國「善後大借款」，而且遍地土匪強盜，官不官，民不民，國會烏煙瘴氣，貪汙、走私、舞弊，國家問題層出不窮，如果你是袁世凱，你看到眼下是這麼一個局面，前朝當你還是總督的時候，王法一出，天下遵守；號令清明，君臣有條，你明知專制才能做事，身邊又有人一直的鼓動你成為皇上，你說，你不動心嗎？當然歷史總是會拋棄背離時代的人，袁世凱某些程度上來說也是咎由自取。再來，第二，當時中國與日本簽訂了二十一條，本來上這應該是一次重大的外交勝利，但對日本來說，日本的外交大臣，引咎辭職，照理來說這已經是大功一件了，怎麼辭職了呢？因為日本根本沒有達到當初他們所設定的外交目標，外交大臣羞愧難當，辭職了。所以中國民國初年的外交家，並不是我們事後所想的那麼迂腐賣國。而且北洋政府的外交團並不是倉促成軍，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開打時，政府就已經迅速的採取動作，成立一支商議小組，並招外交總長陸徵祥回國，主持這次的方案研究，期間中國其實也得到的英國人的允諾，只要中國出兵，便在戰後極力設法恢復中國的國際地位，當然戰後英國人就忘了，不過中國在那個當下也迅速的做出反應，遣了許多華工到歐洲戰場上，很多人說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段祺瑞自身的私慾，要趁機壯大自己，在這一點上我們也沒有辦法幫段祺瑞辯護，但同時如果不出兵，那英國的允諾便不復存在，戰後的分贓會議，也沒有中國的事，北洋政府怎麼可能放棄？英國人也是在事後裝傻，在當時的環境下，做出對中國最有利的選擇，那也是十分的合理，不可以隨便的事後諸葛。那戰爭一結束之後呢？中國國內上上下下歡天喜地，終於，在接受了長達一甲子的屈辱之後，終於第一次中國以戰勝國的姿態，出現在國際的面前，馬上以陸徵祥、顧維鈞為代表的外交團就從瀋陽出發了，其實中國作為一個弱國，外交家是秉持著實事求是的精神，絕對的功利主義，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這些務實的外交家當年所提出的戰略大方向其實很簡單，就是廢除辛丑條約，與八國聯軍簽的那個條約，要廢除，那對中國主權的傷害，太大了，反而山東問題，對外交團而言，相對是個次要問題。於是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中國和日本私下達成了一次協議，就是日本在和會上支持中國廢除辛丑條約，中國暫時不和日本談山東問題。
從這一點上我們能獲得甚麼訊息？
一個人，你想要做大事，尤其是牽涉上千百萬人權益的大事時，要懂得權宜變通，審時度勢，拿得起放得下，面對日本這樣一個在民族感情上，有著血海深仇的國家，還是要在席宴上推杯換盞，還是要暗通款曲，弱小，就不能硬碰硬，得要講究權術和手段，運用手上的現有資源，換取最大利益，這是做外交人員的難處，尤其是弱國的外交人員，因為你籌碼不夠，隨時那些大把鈔票大把銀子的國家，一旦之間又有了甚麼新的利益衝突，往往弱國就會被當成棄子犧牲掉，那這些外交人員，也就要替他們自己國家的弱小不堪，背上千古罵名。
日本和中國就達成了這麼一樣私下交易和共識。但是中華民國代表團走到韓國漢城，陸徵祥等突然變卦，直奔美國而去，這也是中國近代外交一項著名的懸案，至今歷史學界還在爭論不休，但大概是怎麼樣呢？合理推估，是美國發話了，他們也支持中國廢除辛丑條約的立場，因為美國為了開發太平洋地區的利益，他們必須在遠東國家找到一個合作夥伴，但美國和日本在太平洋上有利益爭執，為了在和會上孤立日本，美國理所當然的選擇了遠東的二大勢力，中國。美國說，美國還是日本，自己挑，但是請注意，不可以腳踏兩條船。外交團一下子陷入激烈爭論當中，最後，在外交上實力說明一切，外交團就投向了美國。這就是歷史的弔詭之處，中國選擇了美國拋棄日本，最後，美國選擇了日本拋棄中國。永遠記住，外交場合，實力說明一切。
中國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如此之低。
外交團其實一開始進入會場底氣是很足的，因為有了英國的承諾、美國的支持、日本的私下協議，美日英法義五個和會裡的主要國家，我們得到的其中三方的支持，那可真是信心滿滿；沒想到一連幾個禮拜，列強們連中國的任何一項相關問題都沒有提出來，大家正忙著互相勒索敲詐，中國的外交團一直到了這個份上，才終於知道，一切完了，心都涼了一半，他們完完全全的被排除在列強的注意範圍之內，所以為甚麼後來巴黎和會上中國改提出山東問題，因為實際上，陸徵祥等人他們在當時那個現場裡，已經明白廢除辛丑條約簡直就是痴人說夢。顧維鈞據野史紀載，還是整個巴黎的行賄媒體記者，在場外製造輿論，這才終於在四月，列強將注意力轉移到了中國的山東問題上，這也是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唯一有案可查的，在正式公開場合，替自己的權益辯護申冤。
對日本來講，中國那簡直就是偷襲，不是說好了要談辛丑條約的嗎？
消息傳回國內，日本的駐華大使都氣瘋了，滿大街的在北京找中國外交官員理論，對日本而言，這是一次堪比珍珠港事變的偷襲，日本沒料到中國有這一手，但是對他們而言，既然已經撕破臉，接著找出其他列強的利益弱點回歸列強談判，才是重點；而站在中國的立場，廢除辛丑條約既然已經沒有希望，那麼我們退而求其次，聚焦山東問題，而且山東問題好辯護，第一，依據國際法的情勢變遷原則，我們承認在戰爭結束前有和日本你私下達成這麼一份協議，但現在情勢改變，我們有權利去爭取更好的談判點，所以私下協議中國單方宣布無效；第二，顧維鈞引了國際法裡面的武力脅迫原則，我們是在日本你強硬的武力脅迫之下屈服，但現在我們都身為戰勝國，日本沒有權力要求繼承中國的山東主權；第三，原本中國將山東權益交給德國，但是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向德國宣戰，中國不承認德國在山東主權，而戰後德國戰敗，中國也應該裡所當然的收回山東主權。聽完顧維鈞的三條辯護，日本代表一下子沉默了。所以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的明白，就單依據這三條辯護，中國派去參加巴黎和會的外交團並不是省油的燈，並不是國內說的，甚麼酒囊飯袋，而且一直堅持到這份地步，也沒有任何賣國的行為，而且中國說實話，在講理這方面，中國並沒有輸，至少打成平手。
但是強國與弱國的差別在於，中國只能抓住山東問題這個點，運用說理的方式，試圖說服各國列強，但日本因為自身的家底厚，它還有很多空間可以和其他國家進行利益交換，這就是弱國悲哀，所以最後日本揪住了美國在太平洋上的利益還有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和平原則，向美國提出了條件，美國權衡在三，最後還是決定把中國的權益犧牲掉了。
到這裡，中國外交團明白，他們這一生，已經徹徹底底的完蛋了，不管接下來的和會開得如何，「賣國賊」三個字，勢必要就這樣跟著他們一輩子，變成永遠也解不開的枷鎖，所以為甚麼說強國強外交，人是英雄錢是膽，國際場合就是這樣一個現實環境，逼的你無可奈何，戰爭打的就是整體國力，而外交也同時就是一個不見血的戰場。
之後的事情，對這批外交團來說，已經不重要了，他們剩下來的時間，已沒有甚麼為國報效的光榮使命感，只是很機械式的完成他們最後的工作，履行他們最後的一點身為外交官的義務。
當然紙裡包不住火，消息很快傳回北京，舉國譁然，義憤填膺，學生罷課，工人罷工，火燒趙家樓，擺在北洋政府前面的，是一塊燙手山竽，簽也不是，不簽也不是，在國內的實際領導人徐世昌、錢能訓，還有遠在巴黎的陸徵祥一夥幾乎同時分析的利弊，我們來把思路理清：第一條路，簽，簽的後果，第一，幾乎是可以肯定的，所有同意者全部會被當作賣國賊看待，這些不管手握重兵的軍閥也好，飽讀詩書的外交家也好，都承受不起；第二，山東地區劃歸日本，日本的勢力便滲入中國華北，一但情勢有變，日本馬上就可以水陸並進，直逼北京，不管在軍事上，經濟上，任何一方面，日本的進入，都會嚴重影響中國，但這個是一個假定形勢，未來真正如何發展，沒有人知道。再來看如果不簽的下場，第一，一但中國不在合約上簽字，將來日本與中國之間要是又在山東問題上發生衝突，無人可管，各國完全沒有法律依據來制止日本；第二，日本在一次世界大戰出兵的條件便是山東半島，青島也是日本自己打下來的，而現今情況實際上青島就已經是日本的佔領區，只不過名不正言不順，巴黎和會只是幫助日本走完合法程序而已，所以不管如何，就算不簽，日本依然不會離開，一但此事上升到戰爭層級，中國當時國力也是負荷不了的；第三，巴黎和會後各國之間打算要成立國聯，不簽字，等於自己把自己排除在新的國際格局之外，將來一旦又有甚麼影響中國權益的事情，因為中國不在國聯之內，各國沒義務，也懶得幫你，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又會繼續大幅度跌落，而且實際上便大大阻礙了中國跟上世紀步伐的腳步，對中國本身而言是一種巨大倒退；第四，不簽字，其他列強在會議上瓜分的戰利品，你中國一樣也分不到，戰後賠款對不起絕對沒有你的事，之前的庚子賠款搞不好還要繼續支付給德國。所以我們看到這裡，簽與不簽，利弊其實就已經非常明顯了，但是「賣國賊」三個大字，這頂帽子扣在誰身上，誰都吃不消，所以這些北洋政府的高官們，各個是愁眉深鎖，連徐世昌都趕緊向國會辭職，丟官消災，換上了前財政總長龔心湛，龔心湛也不敢多留，他和國會說，我這位子就坐十天，趕緊找人，當然沒有人敢上去了，龔心湛政府也就只好把這件事給了了，巴黎的陸徵祥、顧維鈞等，也只能長嘆一聲，做好了簽字的準備。
當然最後決定不簽，這就是弱國的下場，所以為甚麼一直說要強國，那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口號，同時那也是一個國際現實，外交是沒有任何一丁點浪漫和理想可言的，而外交卻又剛好是決定國家生死存亡的一種重要方式，最後讓這些外交家決定不簽的，居然就是我們中國人最感到自豪驕傲的禮義廉恥，看歷史走到這一步，也不禁發出了微微嘆息。
你說外交家有沒有錯，沒有錯；你說學生有沒有錯，沒有錯；五四運動不過是觀點不同、位置不同、環境不同之下所造成的悲劇罷了。從來就沒有人想當小人、想當賣國賊、想當秦檜，沒有，但是有沒有人思考過，在這些反其道而行的人，秦檜喊出議和，顧維鈞要簽下巴黎和約的時候，背後所需要擁有的是多麼大的道德勇氣？為了天下蒼生，不惜自身名節，那是需要擔當的。那你回過頭來問，依照你的觀點，北洋的外交團最後沒簽文件呀，是不是他們就全部都是潔身自愛，棄中國於不顧的小人呢？恐怕也不是，你想如果五四運動真的鬧起來，你必須考慮這個運動最後有沒有可能變成義和團？變成太平天國？在這個點上做意氣之爭，社會風險成本太大。做一個好人和做一個壞人，在中國社會的二分法裡，多少人懷著一身巨大委屈。
也許我們應該開始學習不要一身正氣。不是毫無道德是非，而是「行於所當行，止於不能不止」，道德層次的無限上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禍國殃民，要抱怨，有委屈，先想好自己身受的是甚麼委屈，甚至先想好自己有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案，想不到，就必須老實承認，眼下就是最好的解決方案，方案的好壞都是相對，何況放大歷史，當我們不著眼於眼前損失，才能計畫在未來取得更大利益；眼前小虧不懂得取捨，將來大難臨頭便是大虧。做人處事思維須向前向後，各自延長千百年，由宏觀角度著眼眼前難題，而不是一昧地陷在目前的，小損小失。感謝知名網路節目《羅輯思維》，講述了這麼一個故事，而從這樣一個歷史事件裡，我能淬鍊出自己的想法和不同的角度，我總是覺得老是說誰替誰翻案、誰抹黑誰是沒有必要的，陰陽陰陽，好事也有不為人知的黑暗面；壞事也有背後無人了解的心酸，每個人都有自己解讀歷史的方式，歷史是開放的，用自己的道德標準去框限他人，終顯小氣，在最後借用一句易中天教授的話：「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是不對的。世界上的事，並非只有兩極，我們人類不就生活在南北兩極之間的中間地帶嗎？」，面對歷史，因為謙虛，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曠達；因為曠達，所以無喜、無怒、無悲、無歡，看盡天下事，知其無可奈何，而安知若命，這是我的歷史態度，一個會持續思考和推翻自我的態度。
留言列表
